《权威与个人》是罗素在1948年里斯讲座所做的几次演讲的文章合集，里边谈到了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平衡这两者以促进人类的进步，确保个人生活的活力。对于缺乏自由与民主熏陶，在集体主义与强权政府成长起来的我而言，这种书无疑是一种解毒剂，让我意识到自由于个人、组织以及社会的重要意义。
社会凝聚力与人性
在这些演讲里，我打算考虑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把进步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个人首创性和生存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社会凝聚力结合起来？…随后，我还将探讨我们时代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由现代技术所引发的在组织和人性之间的冲突，或者换一种说法，经济动机和创造以及占有冲动的分离。在论述了这一问题以后，我将考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早期的、初有人性的祖先，不可能依据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来做事，而必定一直是被一种本能的机制所驱使，这是一种由部落里的友谊和对所有其他人的敌意组成的二元机制。
社会凝聚力始于对群体的忠诚（这种忠诚由于对敌人的恐惧而加强），并通过部分出于本性、部分深思熟虑的进程而发展，直到它形成我们今天所知的像国家这样巨大的凝聚体。对于这些进程而言，很多力量都起了作用。在很早的阶段，对群体的忠诚一定是通过对领袖的忠诚来强化的。在一个大的部落里，即使平民个体常常互为陌路，酋长或者王却可能为每个人所熟知。这样一来，和对部落的忠诚相对的对个人的忠诚，就使群体的规模在不损害本能的情况下获得增长成为可能。
我们本能地把人类区分成朋友和敌人-对于朋友，我们有合作的道义；对于敌人，我们有抗争的道义。但是这种划分也在不断变化：有时候，一个人会仇恨他生意上的对手，而在另一个时候，当他们受到社会主义或者一个外部敌人威胁时，他会马上开始把对方看作兄弟。一旦超出家庭的界限，始终是由外部的敌人为我们提供凝聚起来的力量。
…过于违反本性冲动的生活是这样一种生活，它可能含有各种紧张的结果，这些结果完全可能像陷入被禁止的冲动一样有害。过着违反本性生活的人，超过一定程度很可能会充满妒忌、怨恨以及所有的冷酷无情。他们可能会形成残忍的性情，或者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完全丧失生活中的所有乐趣，以至于不再有能力做出任何努力。（公务猿这种新物种是否是因为长期在权力的熏陶之下，过着违反本性的生活，扭曲了人性，所以才会变得傲慢而自私，冷漠而残酷。）
我们有各种侵略的冲动，也有各种创造的冲动，社会却禁止我们放纵它们，而它们以足球赛和令人筋疲力尽的角力形式所提供的替代品是远远不够的。任何希望最终可能消除战争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即如何无害地满足我们从一代代久远的原始祖先那里所承袭的各种本能。（这里所说的满足本能，可以认为是如何释放人类的天性，发挥个人的潜能）
（社会改革者的）问题是要把人类所不可或缺的那种程度的安全和那些与文明生活方式相容的冒险、危险和竞赛形式结合起来…我们必须牢记，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制度以及知识已经经历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我们的善与恶两方面的本能，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我们祖先的大脑最初发展成它们现在大小时候的样子。我并不认为各种原始冲动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调和的，人类历史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人类的本性对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但我并不认为，这种适应性能够通过完全排除一切基本的冲动来实现。一种缺乏冒险的生活可能并不让人满意，但是一种允许采取任何冒险形式的生活却注定是短命的。（即使到了今天，如果缺乏基本的文明法治，缺乏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与认知，开着奔驰宝马丰田、住着高楼大厦、坐着飞机高铁的我们，跟人类有共同祖先的猿猴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了？）
社会凝聚力与政府
在最早有史可查的社会里，比如古埃及，我们发现，除了来自祭司集团的某些限制以外，国王在其辽阔的土地上的权力是绝对的，我们也可以发现数量庞大的奴隶，国王可以为了像金字塔这样的国家事业而随意奴役他们。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社会等级顶端的少数人–国王、贵族和祭司–需要社会凝聚的心理机制；所有其他人不过是服从罢了。大部分人无疑是不幸的…但是通常来说，只要没有外敌为患，这种普遍状况并不会妨碍国家繁荣，并且也不会损害掌权者的生活享受。
从15世纪至今，国家针对个人的权力一直在持续增长，这首先主要是火药发明的结果。就像在早期无政府状态的日子里，大多数有思想的人崇尚法律那样，在国家权利日益增长的时期，存在着不断增长的崇尚自由的趋势…然而，争取自由的冲动今天在改革者当中似乎已大大减弱了；它已经被对平等的热爱所取代，这主要是由没有任何传统优势的新工业资本家的财富和权力的增长所激发的….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似乎都存在着向古埃及神圣王权体制（它受一个新祭司阶层的控制）的复归。尽管这种趋势在西方不像在东方那么极端…个人主动性被国家或者强大的公司限制了，因此就有了一种巨大的危险，即这种状况会像在古罗马一样，产生一种倦怠感和宿命论。这对充满活力的生活是灾难性的…作为纯粹规模方面的恶意个结果，政府变得越来越远离被统治者，并且倾向于–甚至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拥有它自己的独立生命。我并不知道如何彻底消除这一弊端，但我认为，认识到它的存在、并找到各种减轻其危害程度的办法是重要的。（罗素八十年前的担忧即使到了今天也还是普遍存在的。不过现在来看，互联网技术的出现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平”了，让普通人有了更多个性与自由的空间。政府的公职人员也不敢再为所欲为，违法乱纪的行为更容易传播而被人们获知了；普通老百姓获取资讯的途径更加多样，政府想控制统治者更加困难了。世界的大趋势正朝着更加透明，民主，自由的方向走的）
政府，从它存在的最早时代起就一直有两种职能，一种是消极的，另一种是积极的。政府的消极职能在于防止私人暴力，保护声明财产，制定刑法并保障其实施。但是除此之外，它还一直具有一种积极目的，即促使对大多数公民而言的共同愿望的实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有一个管理机构，这一机构实际上，如果不是有意的话，都远离它所控制的那些人。只有管理机构（无论是国家管理机构还是大型企业的管理机构)的成员才能保持个人的积极主动权，而且对管理机构来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趋势，即或多或少都会像看待它们的机器那样来看待为他们工作的人，也就是说，仅仅看成一种必要的手段。顺利合作的愿望不断倾向于扩大单位规模，并由此使仍然具有主动性的人数减少…最糟糕的莫过于一种已经广泛存在于英国各领域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那些具有名义上的积极性的人永远被文官体制（这种体制有的只是否决之权而非开创之责，并由此养成了一种永远倾向于去禁止的消极心理）控制了。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有能力的人变得绝望，在一个更有希望的环境中本该充满活力的人变得倦怠和轻浮，国家的积极职能也就不可能活跃而高效的实现。（在三星这样的大企业里工作，无时无刻不感到官僚体制的张力。个人的能动性受制于臃肿的管理，即使有能力的人想要做点事情，也常常事与愿违，而公司也似乎并不强调、鼓励员工个人突破已有的限制，寻求职业技能上的进步与创新。长此以往，很多员工都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工作状态，除了应付手头上的业务之外再无学习其他技术的热情与追求，对外面的技术变化也显得毫无兴趣，反应迟钝。这种状态同样可以在中国的新物种公务猿身上看到。公务猿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热情来自于获取财富，以及这份职业所带来的虚无缥缈的权力虚荣感。至于什么职业道德与责任感，什么服务百姓，改善社区环境这种吃苦不讨好的事情，他们都毫无兴趣。个人能动性全然没有了，有的只是国家意志与控制力的执行。）
（简述了社会凝聚力在各个历史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双重运动）一方面，存在着一种周期性的发展，即从松散而原始的组织类型到逐渐有序的政府（更广阔的领土，并且对个人生活的更多方面加以规制）的发展…当新的文明已经定型，当政府已经有机会巩固自己的权力，当习俗、传统和法律已经建立起细致得足以窒息进取心的规则之时，社会就进入了一个停滞阶段。人们赞美前辈的功绩，却再也比不上他们；艺术变得因袭守旧，科学也因为对权威的尊崇而被断送…除了这种周期性运动之外，还有一种运动。在每次循环的顶峰，一个国家的统治的区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当局对个人实施控制的程度也高于先前任何一个最高点。罗马帝国比巴比伦和埃及帝国大，今天的各个帝国比罗马帝国更大。在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大国能像苏联、或者甚至像西欧各国那样，控制它的公民。既然地球的大小是有限的，如果不加制约的话，这种趋势最终必定会产生一个单一世界国家。但是由于那时不会有对外敌的恐惧来增强凝聚力，这种古老的心理机制将不再适用。在世界政府的各种事务里，将不再有爱国主义的空间；没有憎恨和恐惧这些强大的动机，人们不得不在自利和善行中寻找动力。这样的社会能持续下去吗？
个性的作用
艺术在我们时代的衰落，并不仅仅是由于艺术家的社会功能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重要，而且也同样由于自发的喜悦已不再被认为是某种应该让人享受的东西。在比较淳朴的人们当中，民间舞蹈和大众音乐仍然流行，很多人身上也多少有一些诗人气质。但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工业化和组织化，孩子当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喜悦对成年人来说变得不可能了，因为他们总是想着下一件事情而无法让自己沉侵于此刻。对任何一种审美价值来说，这种想着“下一件事情”的习惯比任何其他能想到的思考习惯都更要命，在所有重要的意义上，如果艺术谣生存下去，它就不能通过建立各种庄严的学院，而是要通过重新获得那种已经差不多被谨小慎微和深谋远虑毁掉的全身心的悲喜能力来实现。（现如今，有了随时可以获取大量资讯的智能移动终端，个人的生活看似更为丰富，但由此带来的是个人时间与精力的碎片化。人们被应接不暇的新闻报道所吸引，沉浸在各种短暂的感官刺激当中；在关注时事之外，人们还要不停的刷刷朋友圈，看看“朋友们”所做的事情。实际上，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拿出一长段时间来全身心做一件事情了。资讯焦虑让我们陷入一种浮光掠影的浅浮当中。我们已经很少有孩子般纯粹的喜悦以及全身心投入的体验了）
我们知道的太多，却体验得太少。至少我们对一种美好生活所由以产生的那些创造性冲动体验得太少。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是被动的；即使我们是主动的，也只是在琐碎的事情上主动。要想把生活从只能由灾难来缓解的无聊状态中解救出来，就必须找到恢复个人主动性的手段，不仅在琐碎的事情上，而且也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毁灭现代组织当中大多数人所赖以生存的那部分，但是我确实想说，组织一直是通过它令人难以忍受的迅速增长和权力集中而发展起来的，我们的思想情感方式已经无法与之齐头并进，因此组织应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多地通过地方自治加以调剂，而且更少地通过它那非人的巨大规模来压抑人的精神。（现代管理者应该意识到，公司与组织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中具有创造天赋以及个性的人。一个公司与组织想要获得真正的成功，要做的便是为这些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营造一个发挥自身才能的空间与环境，让这些人的个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技术与人性的冲突
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为了达成某个目标或者目的会乐于从事那些未必令人感到愉快的事情。动物做各种事情（鸟儿筑巢，河狸筑坝）只是出自一种生物的本能，而不是像人类一样认识到这些事情是有用的。人类会通过意志来实现自我控制、谨慎从事、深谋远虑以及抑制各种冲动，但所做的事情超过人性能够容忍的范围时，人类会受到心理上的惩罚…在早期石器时代，艺术创造的快乐和盼望能力增长的快乐本身很可能会被扩散到劳动的各个艰苦阶段…为了下滑瞬间的无上快乐，一个男孩会带着平底雪橇吃力地爬上小山…创造性的冲动可以激发比此更加长久的努力，并且能够保持自发性。一个人如果热切的盼望实现一个目的，并且用于克服困难的华，他就可能历经数年的艰难、险阻以及贫困，试图登上珠穆朗玛峰或者抵达南极极点，又或者做出一项科学发现，而且始终像那个带着雪橇的男孩一样，和他自己的各种冲动协调，因为“那里面有光荣”。
竞争，在它存在的地方，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动机…尽管人们强烈的反对很多形式的竞争，我认为竞争对促进必要的努力却具有实质性的作用，在一些领域，它还为否则将可能引起战争的那些冲动提供了一个相对无害的发泄出口。没有人会赞成取消比赛中的竞争…球队之间、地方之间或者组织之间的竞争，都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刺激。
人们一般能够意识到，他们日常生活受远方世界各地发生事情的影响，但除了少数专家之外，他们并不理解这是怎样发生的。大米为什么没了？经济为什么不行了？物价为何上涨了？房价为何水涨船高？（后三条是我添加的）如果你怪罪印度，或者官僚作风，或者资本主义制度，又或者社会主义国家，你就是在人们的头脑当里召唤一个人们容易去仇恨、虚构的人格化恶魔。在每一个不幸当中，寻找一个可以怪罪的敌人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原始人就把所有病痛归结为敌人的魔法。每当各种问题的起因太难理解时，我们往往会求助这种古老的解释…诉诸对假想敌的仇恨来解释我们生活中所有痛苦的事情往往是破坏性和灾难性的；它会激发原始的本能力量，所用的却是那些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办法。
在那些为了民主的平等而被不必要牺牲掉的东西里，最重要的也许是自尊。我所指的自尊是自尊中好的那一半–即所谓“自尊心”（proper pride)。坏的那一半则是一种优越感。自尊将使一个处于敌人控制下的人不至于奴颜婢膝，并使他在世人都反对他时仍然能够感到他自己也许是正确的…自尊到今天为止一直都不可避免地是少数人的美德。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存在权力的不平等，在屈从于他人统治的那些人当中，都不可能找到它。暴政最令人反感的特征之一是，它们竟然能够使不公正的受害者去谄媚那些虐待他们的人。
在工业社会里，最重要的问题，而且肯定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也许是使工作变得有趣–在工作不再仅仅是挣工资的手段的意义上。这一问题的产生尤其和无需技能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困难的工作对那些胜任它的人来说可能是有吸引力的…现代的工作性质进一步强调了不依赖于任何一种劳动储备库，它们要求较少的技能，却要求高度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怎么避免这个问题？罗素接着给出了解决办法: 使工人恢复过去和主人翁相联系的一些情感–即这是“我的”劳动成果，或者无论如何也是“我们的”劳动成果–相联系的自豪感；在所有内部事务上，要做到局部的、小范围的民主。詹姆斯-吉尔斯比在《工业中的自由表达》一书中进行了很好的阐述: 当一个个体或者群体存在严重问题时，而又不能带着问题去找高层管理者时，就会有一种挫败感…在大公司里，有一种比挫败感更甚的东西；对公司的运作，基层成员有一种特殊的无意义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工业里，只要政府或者管理部门被认为是“他们”，是一个遥远的群体，这个群体趾高气扬，傲慢无礼，并且自然地被人们怀着敌意来看待，民主就不会是一种心理上的事实。（自古以来，个性与创造都只属于少部分人，而大多数人则生活在贫穷、困苦以及残酷的重压之下，在敌意或冷酷的非人权的控制下，他们往往感到自己无助而软所无力。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如何释放出个人的潜能与创造力？这是罗素在接下来的两篇讲稿中着力去解决的难题。）
控制与主动性
一个健全而进步的社会既需要集中控制，也需要个人和群体的积极性：没有控制，会出现无政府状态；没有积极性，则会出现停滞…政府的主要目的，罗素认为主要三个：安全、公正和保护。
- 安全：尽管许多国家保护守法公民不受其他公民的侵害，却并不认为是他们免受国家的侵害也是必要的。在那些存在依行政命令进行逮捕，以及不经过法律程序而进行惩罚的地方，无论国家建立多么稳固，个体民众也没有安全可言…安全，尽管无疑是好事情，却也可能因为追求过度而成为一种迷信。安全的生活未必是幸福的生活；它可能会因为无趣和单调而令人感到沉闷。安全本身是由恐惧所激发的消极目的;令人满意的生活必须是一个由希望所激发的积极目的。
- 公正：作者认为经济上的公正可以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操作，由国家控制主要工业，并且很大程度上控制对外贸易（国家来控制工业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政府的权力会因此膨胀；权力的集中与国家资本扭曲了市场，消弱了民营经济，最后变成了控制民众的一种手段）。公正，和安全一样，但却是在一种更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受到各种限制的原则。在人人同样贫困以及人人同样富有的地方，公正是存在的，但使富裕的人变得更贫困-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
- 保护:政府不仅要保护古迹与风景区，还要维护公共基础设施…我主要考虑的是保护各种自然资源。罗素担心过度的资源开采会导致资源枯竭。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严峻。
权力只有被委托给一些小团体（在这些小团体中，个人不会被纯粹的巨大数目所吞没），勇于冒险的意识，以及有能力实现人们觉得重要的结果的意识才可能恢复…所有健全体制的一个本质体制是，权力尽可能多地掌握在对所要做的工作感兴趣的人的手里。
性格的整齐划一和文化的整齐划一是令人遗憾的。生物的进化取决于个体或者部落间先天的差异，文化的进化则取决与后天获得的差异。如果这些差异消失了，就不再会有任何可选择的事物了。在现代世界里，确实有一种现实的危险，即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在文化方面过于相近了。将这一不幸减到最小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增加不同群体的自主性。
和精神利益相比，物质利益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占有问题。一个人吃了一份食物，其他人无法就无法吃到了，但一个人写作或者欣赏一首诗歌，却不会阻止另外一个人写作或者欣赏同样优美或者更优美的诗歌。这就是为什么，在涉及物质利益时，公正是重要的，而对精神利益来说，所需要的则是机会以及使成功的希望看起来合理的环境。激励有能力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的，并不是巨大的物质回报：几乎没有诗人或者科学人士发过财或者想要发财…在一个当权者控制了所有宣传手段的铁板一块的国家里，一个具有突出原创性的人可能会遇到一种更槽糕的命运：无论他是否屈从于法律的惩罚，他都不可能使他的观念为人所知。如果一个社会里发生了这种事情，这个社会就不再能够为人类的共同生活贡献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看到这里，不禁叹息。在这个国家里，这个社会环境，个人就是鱼肉，就是韭菜，任由那些自以为聪明而又傲慢的当权者宰割。他们集中控制物质财富，集中权力，集中资源，每个人都围绕着权力与物质旋转，你几乎没有质疑的时间与精力，大多数时候大部分人都疲于奔命。而那些敢于挑战权威，想要思考发声的，则会被扼杀，失去自由乃至生命。）
文末，罗素说：“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活着而没有死去；我们希望幸福快乐、充满精力并富于创造力的活着”。有时，看着周围的世界，整天都在追逐利益，追逐物质的享乐，而精神却萎靡焦虑。这个国家与社会所作所为正在扼杀人的首创精神，将人丢入新的桎酷，让人成为一个只在乎物质而对精神与灵魂没有任何追求的行尸走肉。但愿自己不要迷失，在追逐幸福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精神的富足与快乐。
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
概而言之，我们已经区分了社会活动的两个主要目的：一方面，安全与公正需要集中的政府控制，这种控制要有效的话，就必须扩展建立起一个世界政府。进步，则相反，需要为与社会秩序相容的个人主动性提供最大的空间。罗素认为，要实现这两个目的，就需要尽可能的保证权力下放：给地方机构更多的权力；让铁路等工业有更多的自治空间；而对于报纸、书籍以及政治宣传，要尽可能的允许竞争，避免被政府控制，以及其他形式的垄断。
一个人如果真的想过他可能过上的最好的生活，他就必须学会批判在他的邻人中被普遍接受的那些部落习俗和信念。
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伦理信念一直有两个非常不同的来源，一个是政治的，另一个是则涉及个人的宗教和道德信念…个人与公民道德的两重性仍然存在着…没有公民道德，社会将灭亡；没有个人道德，他们的存在将毫无价值。对一个美好世界来说，公民与个人道德都是必不可少的。
公共责任的承担并不构成美好生活的全部内容；还存在着对个人价值（excellence)的追求。尽管人类部分是社会性的，但是却并不完全如此…个人价值，尽管很大部分存在于对他人的正当行为中，但也有其他方面…危险的，倒是听任政治和社会责任过于彻底支配了我们关于个人价值的观念…苏格拉底和使徒们（耶稣的十二门徒）告诉我们应该服从神而不是人，《福音书》对于爱上帝和爱邻舍则是一样的强调。所有伟大的宗教领袖，以及所有伟大的艺术家和富于才智的发明家，都显示出一种要实现他们创造性冲动的道德强迫感(a sense of moral compulsion),以及当他们实现这些冲动时的道德提升感（a sense of moral exaltation)。这种情感是《福音书》所宣称的对上帝的职分(duty to God)的基础，并且说可以和神学信仰分离的。
人们并不总是记得，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一般来说应归于手段的范围，而不是目的的范围…但是一个社会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或者至少不应该为了满足一种外在的观感，而是要把一种优良的生活带给组成它的个体。正是在个体身上，而不是在整体里，我们才能找到终极的价值。好的社会是给社会成员带来好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由于自身的缘故而具有某种独立的价值的东西。接着罗素说到了善恶。他说，只有个体才是善恶的承受者，才谈得上有善恶之分，人类集体是没有善恶的。认为人类集体也有善恶，最终导向的是极权主义。从这一观点延伸，罗素认为国家只是抽象物：不会感受到痛苦与快乐，也没有任何希望与恐惧。它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而是实现公民福祉的一个手段而已：我们认为是国家目的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掌控国家的那些个人的目的。当我们具体而非抽象地思考，就会发现，特定的某些人取代了“国家”，他们拥有的权力比大多数人所享有的要多的多。由此，对“国家”的赞颂实际上变成了对少数统治者的赞颂。
在此讲的后一部分，罗素再次阐述了如何在社会集体的凝聚力（国家）与个人主动性取得平衡。在如今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缺乏的是自发性，而掌控组织的人则往往试图让人去适应制度而不是让制度来适应人。罗素认为，要破除组织对个人的控制与威胁，必须让个人拥有主动改变的可能与成功的希望，使个体能够在组织之中发挥个人的作用与影响力。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但至今我们却没有学会怎样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来最大限度的使我们的生活幸福，甚至光辉灿烂。随着科与学技术的发展，外部自然界对我们的束缚正在逐渐减少，这使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发挥潜能，使比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更大程度的人类福祉变得可能。要实现这种可能，就必须发挥个人的主动性，鼓励使人类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各种形式的主动性：通过使人驯服和胆怯，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而是要通过鼓励他们勇敢大胆、敢于冒险和无所畏惧来创建一个美好的世界。（人类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伊甸园？是否能够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如今看来，好像还离的有点远。战争的威胁与地区争端此起彼伏，人类的生活似乎从未有过真正的安宁。虽然对于公平与正义，善良与美好，大部分的国家与民族都会有共同的认知，但是还有很多的地方依然处于黑暗与压制的环境当中。在这些地方，所谓的美好幸福，只是属于少数权贵阶层，而很大部分人仍然被压迫，被控制，被限制。那么，人类走向罗素说的那种组织与个人得到很好平衡的美好境界的趋势是否会因为这些逆流而发生变化了？大概率应该不会。人类曲曲折折走到现在，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共同期许与愿望变得更为深入人心，这些也正是促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走向光明，不断进步的动力。）